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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作为采购交易的合同签约方，因货款结算问题被供应商起诉。合同虽然由该企业签订，但采购由关联主体组织，货物也由另一主体实际接收和使用，利润也是另一主体独享。

如果只看合同上的印章，责任似乎应当全部由签约公司承担；但在复杂采购结构中，还需要继续判断谁组织交易、谁实际收货、谁取得交易利益，以及合同签约方是否只是承担了结算功能。

周昱律师在高级人民法院再审阶段代理该外商投资企业，围绕“谁组织采购、谁实际收货使用、谁负责结算付款、谁取得交易利益”重新梳理证据，完成答辩状和代理意见，代表客户参加庭审，主张实际使用方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再审法院最终确认，实际使用方应与合同签约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再审判决避免了外商投资企业仅因作为名义签约方单独承受整个交易安排的法律后果，同时为关联主体之间后续的责任分担和内部追偿保留空间。

一名外籍投资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公司时，由中国籍名义股东代持绝大部分股权。投资款从境外汇出，经过关联主体和名义股东账户，最终进入目标公司。多年后，双方同意解除代持关系，但目标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无法通过常规程序直接办理股权变更。

周昱律师代理外籍实际投资人，将分散在境内外不同主体、不同账户和不同时期的材料，按照“投资安排—资金来源—支付路径—公司确认—解除代持”的顺序重新组织，围绕法律适用、代持协议效力、实际出资和股东显名条件形成诉讼主张。法院最终确认争议股权归外籍实际投资人所有，并判令目标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长期停留在代持文件和内部安排中的投资权益，获得可以执行的司法确认。

A公司在经济上行期积累了大量用户数据。进入经济下行期后主营业务下滑，A公司希望从既有数据中挖掘新的商业价值。但用户数据中可能包含个人信息、交易记录和企业经营信息，不能把原始记录简单视为可以直接出售的普通资产。

周昱律师与项目协作团队帮助A公司梳理数据来源、授权范围和处理规则，对数据进行清洗、脱敏和结构化，并从中提炼具有商业价值的模型。在明确权利基础、资产边界、使用目的、安全义务和责任分配后，将相关清洁数据与模型整理为可以识别、计量和审查的数据资产，并推动A公司与B公司完成合规数据资产交易。

一名在中国合法就业的外籍劳动者，在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履行数月后，被用人单位以“不符合岗位要求”等理由提前解除。

周昱律师代理劳动者，从零散的中英文材料中识别解除理由与证据之间的缺口，把劳动者“我认为解雇不公平”的感受，转化为仲裁机构可以审查和支持的具体主张。解除通知只是用人单位作出的决定，并不当然意味着解除合法。解除理由是否有事实支持、依据的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员工、考勤和工作表现材料能否形成完整证据链，都需要分别审查。

最终，仲裁机构认定用人单位提出的解除依据不足，支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及部分工资请求，取得客户满意的阶段性成果。

受国际局势及经济形势影响，某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五家企业经营不善，需要退出相关投资。各家企业的股东关系和退出障碍不同，包括大股东不配合、部分股东失联等问题。周昱律师团队受托后，针对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分别通过谈判及诉讼推进退出安排，兼顾投资回收与退出成本控制。

其中，一家企业通过公司解散诉讼实现解散，取得了投资者可以接受的结果；四家企业通过谈判，以被投资公司回购投资者所持股权或股东决议解散的方式实现退出。采用股权回购路径的，帮助投资者回收了经济投入；采用决议解散路径的，除律师费外，几乎未发生其他退出成本。

通过针对不同企业分别制定并落实退出方案，周昱律师团队协助投资者解决了五家企业的退出问题，减少了持续经营管理及相关税务负担，并尽可能挽回投资损失。

某旅居海外的客户因五年前已履行完毕的服务合同被诉。由于时间久远，当年的交付证据几乎全部散失，如何还原合同履行经过，成为应诉工作的关键。

周昱律师团队接受委托，代理被告应诉。面对原始交付材料缺失的困境，团队从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的第三人入手，包括服务方派出的员工、外包团队及分包商，追溯当年的履约情况；同时，结合监管部门在行政许可、备案及检查等环节形成的相关记录，逐步重建五年前的履约证据链，还原合同履行事实，为被告的诉讼抗辩提供证据支持。

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体现了团队在历史交易材料散失、客户身处海外的情况下，通过追溯交易环节、核查第三方证据，重建履约事实并维护客户权益的能力。